小疼：感受生活之痛

本文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近日在北大所做的一次演讲，发表时有删节。 今天讲《色，戒》，讲张爱玲和李安。据说在上海电影放映完毕以后，观众起立，长时间鼓掌，同时欢呼“李安万岁，万万岁！”这种反应的状态和一周4000万票房的纪录。我们可以说李安到这个时候已经上升到了一个神话和奇迹的高度， 它已经超过了一部电影，超过了一个导演，就开始成为了一个社会文化现象。考虑到李安是相当成功的世界级导演，所以这又不仅仅是华人的、华语的、东亚圈的一个文化现象，应该把它放到一个更大的文化现象当中来思考。 这部电影近乎完美，或者说是十分完美。李安把张爱玲的一个不无破绽的故事，一个张爱玲晚期、从某种意义上说江郎才尽之后的一部小说拍得极为华彩，而且滴水不漏。那么我们试着从几个路径进入这部影片。 解读路径一：一个在不期然之中遭遇真我的故事 我在港台的重要影评当中，看到了大量这样一个阐释：这是一个在不期然之中遭遇真我的故事。也许有些时候我们在表演，也许有些时候我们在扮演，但在更多的时候，我们在迷失之中，我们不知道我是谁。可是在生命的某一个时刻，某一些巨大的压力，某一些巨大的张力，迫使你遭遇到真实的自我，遭遇到你的本真，亮出你真正的身份证来。那么这个故事就被解释为一个人性的胜利，一个人性战胜历史的扭曲的故事。那么这种阐释如果成立的话，故事就离张爱玲很远了，张爱玲从来不讲这样的故事，她从来不讲“真我”， 不讲“人性”战胜“扭曲”，从来不讲扮演与真实，她从来不讲这样的故事。对张爱玲来说，人生的残酷在于我们为了艰难的生而不择手段。这又是一种阐释路径。 解读路径二：一个身体战胜了头脑的故事 还有一个阐释路径，刚才我们说的有忠奸意味的故事，一个“漏洞”的故事，“裂缝”的故事。什么意思？是指一个安排得非常完满的计划、阴谋，在最后时刻、在最关键的地方裂开了，致使这个阴谋完全流产，这个阴谋的策划者、指使者、执行者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这无疑也是一个阐释路径。联系到157分钟和148分钟，关于这个影片的讨论会集中在“性”、“身体”、“”上面。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王佳芝的失败在于她在不期然色诱易先生的过程中，事实上经历了一个身体的和性的启蒙，最后身体战胜了头脑。用好莱坞电影的一个很矫情的台词来说，就是“身体不参加欺骗”。当身体的体认是如此的真实的时候，一切的理性、立场、国族、忠诚，都没有力量了。从这条路径我们也可以进入到弗洛伊德，我们看到在整个影片当中给王佳芝这个人物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在大动乱的时代，在血雨腥风当中，在人海茫茫当中漂泊，孤苦无依。父母的不在身边，父亲的再娶，而她作为一个女孩子如此伤痛的又如此沉着的处理，就是给父亲送去一个祝贺，这好像成为了一个年轻的、美貌的、充满了魅力的女性，如何爱上了一个中年的、秃头的、矮小的、一脸鼠相的——这是张爱玲小说中所写的，对吧？ 这给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心理解释——恋父。这是又一重解释。 解读路径三：一个女人和钻石的庸俗故事 但是这个影片也可以有一个非常形而下的解释，尽管这个解释太庸俗了，但是显然它可以构成这个影片的一个解释，叫做女人和钻石的故事，就是没有什么女人能在钻石面前保持冷静，保持忠贞，更不用说国族大义，春秋大义，政治使命，政治立场。在小说中，王佳芝拿着这个硕大的钻戒，然后心情开始恍惚，然后在心里涌出说，“他真的是爱我的”。在电影当中更为直接，那个硕大的真钻石的光影在王佳芝脸上晃来晃去，把王佳芝晃晕了。她就急急慌慌的说出那句“你快跑，你快跑”。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女人和钻石的故事，关于女子无忠贞的故事。可是考虑到叙事人张爱玲、李安，这样的解释一定不是他们的初衷。但这显然是这部影片可能的阐释路径。 解读路径四：一个标准的间谍故事 还有一个重要的阐释路径，就是这部电影由于157分钟、148分钟的宣传，为李安赢得了巨大的香港票房。因为对于香港的电影市场和电影观众来说，李安和张爱玲都太过艺术，都是纯艺术， 通常不会引发人们如此大的兴趣。但是在1997年后的香港，这个157和148分钟引发了非常复杂的社会情结和心理情结，于是大量观众涌进影院，去享受他们的自由和权利。大家把所有的注意力、思考、关注都导向了这个床戏，然后都自觉不自觉的，所有的观众都把自己安置和定位在一个窥淫者的位置上，以致人们就忽略掉了这部影片实际上是一部间谍片。它是一个间谍故事，一个标准的间谍故事，而李安强化了这个间谍片的因素。 它几乎是一个造成它必然成功的俄罗斯套盒：最外一层是李安，套着的是张爱玲，套着三十年代上海，里面套着郑苹如刺杀丁默村案。那么，我们说一部简单的电影，一部成功的、成熟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规中矩的电影，何以赢得如此的辉煌？ 在欧洲三大A级电影节上摘得桂冠，然后在全球旋风一般地带来巨大的票房成功。后面我将讲到，李安作为一个神话，作为一个奇迹，当然首先是叫做好莱坞的华人，好莱坞的华人明星背后有巨大的——我们的美国崇拜，我们的美国想象，我们对美国作为权威的仲裁人和评判者的一个这样的身份估价。李安是被这个权威的仲裁人、评判者肯定了的导演。 这个电影一方面说，它的成功多少有点匪夷所思。从另一个角度说，它的成功又有充分的理由。为什么？李安的成功，首先，他在今天的世界上意味着一个跨界，或者叫越界者。因为他跨过了华人世界和好莱坞世界，这是最重要的。几乎几十年来，华人在好莱坞当中打拼而绝少成功。我们大致可以想见，李安从华人世界跨进好莱坞的故事是多么地迷人。还不仅如此，李安不仅跨过了华语世界和英语世界，李安还跨过了东方和西方。这是不断被描述的，不断被讨论的关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双方的冲突及理解、融合。而李安的意义不仅在于他以一个华人导演身份在好莱坞成功，而且在于他把东方文化带入了西方世界。他在西方世界的成功是由西方的主流、经典所认可的。 但是如果仅仅以李安为卖点，这个电影至少在华语世界也许广义的东亚区还不会这么成功。那么作为一层核或一层皮，下面是张爱玲。张爱玲和李安的双重品牌效应，已经足够造成这个影片的票房感召。 ……（略） 国族问题的追问与滑脱 这样一个汉奸、特务头子和爱国女志士之间的故事，背后的大政治和历史的叙述，我认为是无法逃脱的 在今天，我们面对的是被冷战分割的大陆和台湾，面对的是台独、台独叙述所建立的和日据时代的历史叙述之间的连接，面对着这样一个叙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历时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联系着我们怎么讨论这段历史当中的国族，讨论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加害者和施害者，怎么去讨论这个时候的民族身份，怎么去叙述诸如汉奸这样的历史概念。 不久之前我收到一篇文章，说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这么多年的今天，在我们今天中华民族的崛起的历史过程当中，这样的电影的出现，就是绝对的国耻。最后这个结尾是，我有点震动但是心情也有些复杂。到这儿我想它带出了在当代中国、在当代华语区、东亚区成功的可能谜底。 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国耻之作，我也不认为它是一个非干政治之作，我也不认为它在歌颂汉奸，但我也不认为它在谴责汉奸。我认为它在两个点上，李安在华语世界当中他是非常成功的、非常聪明的、他也是非常狡猾的。他用这样一个张爱玲故事，极端准确地踩到了一个富于张力的点，在这个点上，国族的问题被提请，国族的问题被遮蔽，国族的问题被追问，国族的问题又滑脱开去。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故事面前，我们找到一种去放置我们在全球化时代的生命经验的可能，而这种可能是一种清晰的暧昧，一种暧昧的清晰。 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上说，床戏重要也不重要。因为床戏它提供了李安的电影的完美，因为他用身体政治，用性别政治，用身体的语言或者说身体的表述，来找到了一个不是真的突围，而是我所说的逃逸或者说滑脱开去的可能。但是整个故事即使没有床戏它仍然有饱满的张力状态，这个张力状态关系着大政治，关系着小政治，关系着历史，关系着国族，关系着个人，关系着身份，关系我们岌岌可危的个人的状态，而影片当中提供的所有的丰富的入口、丰富的阐释可能，给我们进入它的可能，也给我们从影片所提请的问题当中逃逸出去的可能。所以我说没有不干政治的艺术，也没有只干政治的艺术，艺术当然首先是艺术，但是艺术始终永远是它时代的镜子，或者是潜意识的储藏体。 （编者注：本文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近日在北大所做的一次演讲，发表时有删节，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拟，演讲稿由张辉记录整理。）

该演讲发表时间大约是2006年

 

大家好！不是第一次参加乡建的活动了，但是每一次都会有很多触动、很多感触。因为我所面对的是一种不一样的氛围，一种不一样的人群；坦率地说，是不一样的脸，不一样的眼睛。每次来都不受任何的拘束，都能从大家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这么热的天，大家从全国各地、天南海北跑到这样一个简陋的地方，听这样一些奇怪的人讲奇怪的事。想必你们也有一些奇怪的困惑或者奇怪的追求。所有这些奇怪都要加引号，因为这些奇怪只是相对于今天的世界。很多时候，这些奇怪的人聚在一起他们的素质并不高，并不是多么超越，而可能是一些非常朴素的感情，一些非常朴素的困惑，一些非常朴素的愿望。所以，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对于今天的世界或者是今天的生活的看法。更准确的说是和大家分享一些问题，分享一些思考，分享一些渴望。我大概就给我自己这样的一个定位。最后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拉丁美洲被称为“切格瓦拉第二”的墨西哥农民运动领袖，又叫副司令马科斯。

  现在先从我原来准备的一些话题切入。我经常重复一句话，而且是真诚的，并不是伪善的。我说，我们生活在今天这个年代，这个年代应该是个最美好的年代，但是这个年代是个最黑暗的年代。这个年代似乎是一个有最多的可能性的年代，但这个年代是关闭了一切希望的年代。为什么这样说？我们会看到在世界范围之内，这个年代的开始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冷战的结束。人类似乎终于结束了两大阵营对峙，而两大阵营之间的平衡是靠原子弹来维持的。很早以前，我看过一部电影，一部幻想片。它说，一个小孩是电脑天才，他在上网的时候无意中接通了美国国防部，于是他进入了美国国防部原子弹装置系统中。在他看起来，这就是个电子游戏，所以他就启动了发射点，带有核弹头的导弹就升出来了。苏联也启动了他们的核导弹装置，人类就进入到了核战争的边缘。如果爆发核战争的话，全世界冷战时代的原子弹的储量是能把地球毁灭30遍的储量。这是一个美国电影。美国一个官员就跑去和小孩沟通，说你不能这么干哪。小孩不干，说“我得玩啊。让我玩下去，我正玩的过瘾呢。”最后这个官员费劲心机才说服了小孩把原子弹收回来。冷战年代看起来是一个充满危机的年代，战争一触即发，人类随时处在毁灭的边缘。到了1990年冷战结束了。冷战结束有个非常明显的标志就是苏联解体了，东欧改变了。那么冷战结束这个20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还有一个非常戏剧化的场景的标志即柏林墙的倒塌。不知道大家当时是不是太年轻没有注意到这一幕。我看过一个大型的记录片，看后非常的感动。那一天，东西柏林的老百姓拿着各种各样的工具来掘柏林墙。那一天全世界的传媒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幅画面。当柏林墙刚被弄开一个洞的时候，一个不知是东柏林还是西柏林的人从洞里探出头来，满脸都是笑，眼睛里都是泪。真的非常感动。五十年代的中国诗人艾青曾经写过一首关于柏林墙的诗，“风吹过，云飘过，鸽子飞过，但是骨肉亲人被隔绝在两边。”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刻人们认为是一个美梦成真的时刻。人类结束了冲突与对峙进入到了和平与发展的年代。

但是十六年过去了，跟着柏林墙的倒塌所到来的并不是在那一刻人们所梦想到的东西。接踵而来的是一个急剧的全球化过程。这个叫和平与发展的全球化的过程。滚滚的资本的洪流终于涌过了柏林墙。人们以为我们进入了空前美好的年代。这个空前美好的时代有一个不曾说出的前提就是冷战终结了。冷战终结和任何一场战争结束一样它会产生一个胜利者，一个失败者。这个胜利者就是全球资本主义；这个失败者叫什么，有人说叫苏联社会主义。有人会讲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种种弊端，好像苏联的解体是必然的。和每一场战争一样，战争结束必然产生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我必须很遗憾的告诉大家叫——历史。那么历史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它只讲一件事即胜利者取得胜利的必然。接下来一定伴随一个行为就是审判失败者。大家刚才唱了一首歌“切格瓦拉”，那么大家是否知道在拉丁美洲还有另外一个英雄和切格瓦拉一样受到整个拉丁美洲人民的热爱？是著名的和平主义的社会主义斗士阿连德。阿连德是一个民选总统，是通过资产阶级合法的手续产生的一位总统，在军事政变当中被推翻。被美国所支持的军事当局发动政变包围了总统府。在拉丁美洲是一个政变非常频繁的国家。切格瓦拉牺牲的玻利维亚有一个数字让我非常惊讶。在70年当中这个国家产生过79个总统，还包括一个总统任期长达九年。可见政变和政权的更迭是多么的迅速。政变不奇怪，政权的更迭也不奇怪，世界上有一种特产叫流亡的拉丁美洲总统。但是民主选举的社会主义斗士阿连德在总统府被包围的情况下他调了个直升飞机，在总统府的屋顶上把总统府的人员一批一批地运走，最后一架飞机上运的是他的妻子儿女。大家都劝他，你逃吧逃吧，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说，我不愿成为另外一位拉丁美洲的流亡总统。

非常有意思的是，阿连德比切格瓦拉年长十几岁，但是在他们俩战斗的一生当中他们多次有命运的交叉。他们俩似乎有着完全不同的信念，因为切格瓦拉相信武装斗争，而阿连德相信民主抗争、和平斗争、议会道路。但是有两个有趣的事实。

一个是切格瓦拉曾经把自己的一本著作《游击战法》送给阿连德，在扉页上签字“通过不同的道路我们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这说明切格瓦拉对于阿连德的道路也有很深的认同和理解。但是，可悲而又发人深省的是，尽管两人信念不同但是结局确是如此相象。在总统府全体人员以及自己的妻子儿女离开后阿连德拿起枪来戴上钢盔和总统府卫队武装保护总统府。最后，一个子弹打碎了钢盔掀掉了他大半个头盖骨。他就这样死在了自己的岗位上。然后发动军事政变的军人防火焚烧了总统府。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阿连德和切格瓦拉一样是尸骨无存的英雄。但是大家知道1997年，古巴、玻利维亚、阿根廷三国的地理学家用一年零七个月找到了切格瓦拉的遗骨，并将其迎回了古巴。阿连德的遗骨就永远的埋葬在那个变成废墟的总统府里了。30多年过去了，于当年发动军事政变并通过军事政变非法地统治了智利十多年的刽子手不仅杀害了阿连德，不仅杀害了总统府的人，而且上台后开始了漫长的肮脏战争时期。每天都有人失踪，每天都有人遇害。是一个真正双手沾满了鲜血的刽子手。但是，三年前我刚好在同一个时期注意到了两条新闻。一条是民众强烈呼吁要把伪总统提交法庭并以戕害人类罪控告他。但是很快就以健康缘由撤销了审判。但是同时他们审判了一个有同样的历史罪行已经成为了过去的人物就是当年红色高棉的一个重要的领导人，以戕害人类罪得到了公开了审判。这组例子告诉我们，审判，永远是针对着失败者的审判。而审判失败者本身是最为卑鄙的、最为安全的行为。失败者已经失败了，你怎么审判他怎么例数他的罪行都不会有任何危害。你不光不会遭到惩罚你还会收到胜利者的褒扬。你控诉的越多，你得到的奖赏越多。

但是另一方面，很多人都没有看到，即使你从内心深处完全无法认同于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即时在你内心深处你深深地了解这个制度本身内部存在着很多严重的问题，或者说在理论与实践当中认为这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论你怎样讲你都要注意到一个基本事实，而这个事实我认为是刻意地被忽略的，就是与其说失败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说失败的是近300年来人类的梦想。300年来，尤其是近150年来，人类寻找着一种相对于资本主义更加优越的另类选择。那么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对这个梦想的实现。但是它的确存在种种问题。但是它确实是100年来人类的梦想，人类的思考，人类的尝试。如果说它不能完全代表100多年来人类的梦想，人类的思考，人类的尝试的话，社会主义阵营的失败同时意味着150多年来人类梦想的失败。

大家唱的《切格瓦拉》这首歌最早出现在一个戏剧当中，在这个剧中，反面人物有几句台词很有意思，一句是“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登堂了”，另外一句说“一百年来你们就该学会一件事，这件事就是没有和平的可能性，你们就歇着吧！你生得是什么人你就是什么命。”所以我说，冷战的终结和冷战终结后关于冷战的书写及其一个新的权力格局的出现，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中国的现实。世界格局的变化与我们日常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我说，这是一个颠倒了的太平盛世。因为结束冷战，人类和谐，我们进入和平与发展的年代确实是人类的梦想。但是，当这个梦想似乎到来的时候，它实际上同时带给了我们一个完全颠倒的形态。那么颠倒的形态表现在哪里？就是当年使得共产主义运动成为全球性的运动，成为全球优秀的人们前仆后继的运动。一方面固然是思想、理想、信念的感召，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促使大家来到这里的原因就是世界上的问题，世界上的苦难，世界上多数人所遭遇到的不公正的待遇。冷战终结了，原来我们希望的解决方案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但是问题还在，所有的问题都并没有解决。相反，这个颠倒的太平盛世，在以另一种方式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剧着这些问题。冷战终结，一个真正的名符其实的全球化开始了。

我在这要说明一点，在我看来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全球化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以全球作为它掠夺的对象，就以全球作为它的市场。从资本主义一开始就伴随着掠夺，市场的争夺和杀戮。所以，这样的问题在拉丁美洲是最明显的。人文学科的学生、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我们比西方人还熟悉西方的历史，因为我们非常的心胸开阔。从五四运动甚至是晚清开始我们就有大量的仁人志士把目光投向世界。我们相信世界上应该存在着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我们相信世界上有很多先进的模式可以让我们学习。我在西方讲学的时候说到他们国家的一些名著或者领袖等时台下那些西方人都不知道。因为太古老了。为此我经常得意我们的教养多好，但是接下来我感到深深的悲哀。如果论文明的古老，文明的辉煌，文明的灿烂，那么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的行列当中当之无愧啊!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以我们的甚至是我们一半的热情来学习我们的文化呢？这背后的热情，打开胸襟投向世界的态度究竟是怎样得来的呢？我不得不意识到这背后有一个强大的权力结构，我本人也把这个权力结构内化在我心中。我还这样的相信西方的文化，这样的热爱西方的文化。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关注西方的文化，而是我们因该面对我们国家的问题。

原因有二：从鸦片战争帝国主义打开中国大门那天起，所谓帝国主义、西方列强就不再是一个外在于中国的力量。而开始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成为中国的内部。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说法，不要以为美国在我们的远方，美国在我们内心的深处。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整个知识，我们的整个思考方式，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我们日常生活的细节，我们对于文化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被美国影响的。我记得我看到一个新闻报道说，现在青春期反抗的语言是：“别以为我还是吃麦当劳的年龄，我已经长大到可以吃必胜客了。”也就是美国的两家连锁店，两个最著名的连锁品牌也是美国人自己嗤之以鼻的垃圾食品已经成了中国青少年青春期反抗的一种符号和语言。更有趣的是，这种说法非常有力量。一说大伙都明白。甚至在那些麦当劳和必胜客尚未深入的区域。所以我说，最重要的是生活方式。但这还不是最最重要的，有一个基本的事实不知大家知不知道，中国国家最主要的外汇储备是美元，不是欧元，也不是任何一种其他国家的货币。中国的外汇储备存在哪里？存在美国的联邦银行。中国国家的外汇储备几乎全部是美国联邦银行的债券。在这种情况下，你能说美国在我们的远方吗？大家不要忘记今天的世界已经不是一个金本位的世界，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美元本位的世界。我们出口加工的每一个商品换回来的是美元，是美国制币厂印出来的纸钞。而人类的一切劳动都只能折换为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不用说哄美、亲美的情绪，我们已经可以说明：西方、美国、欧洲不是一个外在于我们的存在。而已经成为一个深刻的内在于我们的存在。

当我们说冷战终结，社会主义阵营失败的时候，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是在失败的一方，但是，非常有趣的是，当年包括我本人我们都为这个失败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们都相信这个失败只是一个邪恶的力量，而人类的正义力量将获胜。但是接着我们看到的那个以人类的正义、自由民主来自称的资本主义，并不关注除他自己以外的其他地方的民众。讲一个小小的例子大家就会知道。

我们中国的电信业是垄断的。中国的电信业由国家垄断非常不合理。大家大部分都有手机，用手机的人都知道双向收费非常可恶。不知大家是否知道一个相关的事实就是当中国电信行业刚刚引资的时候，中国电信行业已经推出了一个单向收费的计划，已经准备进入实施阶段。但是投资中国电信行业的美国一家垄断公司说：“怎么可以？我们来了你单向收费，我们就看中你双向收费，就看重你的高利润才来的。”所以因大量的外资的进入，因大批的合资企业的形成，中国的手机的单向收费延迟到今天。七年了已经。所以说，自由竞争的局面并不是声称自己奉行这种局面的国家所乐意交给其他国家的。相反，资本关注的只是利润。这就是我所说的颠倒了的太平盛世。颠倒的太平盛世在于问题没有解决，问题在于新的方式被加剧。因为这个世界缺少制衡的力量。

有一个基本的事实不知大家知不知道。社会主义阵营吸引的国家或许没有给自己的民众带来太多的自由，带来太多的物资便利，带来太多的福利。如果说那时的生活悲惨，那么如今的世界又怎么能说不悲惨呢。我们虽然不再需要很多票证来购物，但是还需要一种唯一的票证，那就是钱。今天，如果你没有钱你就什么都没有了。就像东德。东德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就是：以前我们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自由。现在我们自由了，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如果说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给他的人民带来什么福利的话，但是社会主义阵营却极大的造福了资本主义阵营。它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牵制着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状况。为了在国内形成一种和社会主义阵营竞争的意识，政府就必须迫使厂方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利润，健全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制度。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的制约之下形成了现在的NGO组织。NGO组织最有代表性的形式就是和平队。今天的全球化的世界像展现给我们一个大屏幕，大屏幕之上是丰富多彩，精彩绝伦。大屏幕在展现给你信息的同时也像一块墙挡住了后面的东西。而大屏幕可以是50块，可以是1000块，能够入选的只有符合主流逻辑的，被主流所选择的。而在后面的图画可能是成千上万种甚至更多是不能入选的。正因为眼前这一幅令你眼花缭乱的图片你就很可能被心甘情愿、毫无戒备地忽视其他的图画。据联合国统计，全球只有十亿人口被卷入全球化。也就是说全球还有40亿人是被这个过程所抛弃。也就是说他们仍然生活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痛苦的状态之中。和冷战前冷战中的不同是什么？在于这一次他们没有了获救的希望。法国一位经济学家提出了马拉松理论。大家可能听说过，今天的世界就像一场马拉松。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人参加，然后越跑越少，越跑越少，最后只有极少数的人还留在跑道上。主流理论认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现代化进程的成功与失败有一个简单的标准。这个简单的标准就是，这个现代化进程是否把多数人带进来，是否让多数人获益。这是一个简单的尺度。那么看一看今天的中国看一看今天的世界，我们不得不发现，这个过程并没有把多数人带进来。不仅没有把多数人带进，而且还让越来越少的人从中获取暴利，而多数人无法获益。而且大家要注意的是，当我们说全球化进程已全方位推开的时候，并不是说有一些人被留在了原始的生活状态中，如果他们被留在了原始的生活状态当中那还好。因为原始的未必是落后的。生活的质量并不是都能用GDP来衡量的。问题在于他们被留在的那个原始的状况已经并不原始了。它们也同样被现代化进程冲击摧毁了。一个原始的生存状态，原始的土地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仍然在这个现代化过程当中只不过被抛出了现代化过程的受益者的行列。如果说全球化有两种，一种是以10亿人为标准的，那么另一种就是以40亿人为度量的。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这40亿人的生活状态， 这40亿人的希望与失望是我们看不到的，是在大屏幕背后的，是被屏蔽的。我们很难用中国这个字来概括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发生的事情。我们有很多方法去划分不同的中国，有一种划分就是城市中国和乡村中国。这是相当不同的世界。而今天在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几乎被极小的区域所覆盖了，这个区域就是北京、上海、珠江三角洲。这是一个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中国，灯红酒绿的中国。今天一路开过来我都傻了，我大概两年前来过这里，今天是完全不同的，是一个北京的全新的卫星城。在这里区域经济以这样的速度开始成长,但是其中包含着两个过程,,我将其称之为内部移民和内部殖民。内部移民就像在世界范围一样有两种移民方式在发生。一种是高等移民，他们就是世界公民，他们的生活方式、趣味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相像。而另一种是底层的移民，就像全世界的非法移民一样，在中国它呈现为在全国范围内的农民工。另外一个是内部殖民。中国城市的高速发展是以其他区域提供原料，提供廉价劳动力为发展前提的。这很像早期殖民主义的方式。我曾经想给这个讲演找个题目叫做“大屏幕之外”。这对于你们来说可能不太有必要。因为你们是看到了屏幕后面的图画，引发了某种思考，某种困惑才来到这里的。所以说，这对于你们来说可能是多余的。但是我想告诉大家，这种现象并不只属于中国。这种困惑，这种动力，这种追求也不只我们才有。在世界范围内尽管大屏幕越来越精彩，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那些隐藏在大屏幕背后的不可见人的生活。

我们总是觉得去思考研究问题与行动是不统一的。一个思想者很难成为一个优秀的行动者。一个优秀的行动者很难拥有思想的深度。今天的世界不仅呼唤人们去牺牲，不仅呼唤人们去奉献，而且呼唤人们去想象和创造。我觉得当今世界最可悲的是一极化的世界同时封闭了人们的想象。想来想去世界只有那么一两种样式，而这一两种样式无非是主流所鼓励，所认可的。讲一个小的例子。三四年前我看了德国的一本童话故事，它讲的是彩虹村的故事。在这个村子里有不同肤色的人。彩虹村是一个理想国。人人平等，相亲相爱，共同劳动，共同学习。就像共产国家。这个故事对我来说颇有感慨。就是今天后冷战的时代，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认可至少是默认审判失败者。于是，社会主义的种种表象都被拒绝，都被否认。很多革命的资源，思想的资源，革命的实践以及英雄和榜样都被玷污。真的被玷污。因为它无效。当这种资源被玷污而他们又曾经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凝聚着人们宝贵思想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得到的解释是去想象，去让想象力飞扬，去大胆的想象。大胆的想象并不意味着廉价的乐观。

再给大家讲两个故事。

有一个小蟾蜍不甘心当小蟾蜍，他的理想是当鳄鱼，所以它就跑去找鳄鱼，他说：“鳄鱼啊，我怎么才能当鳄鱼？”鳄鱼说：“你没法当鳄鱼。你不是鳄鱼。”他就说：“不，我就要当鳄鱼。你告诉我怎样才能当鳄鱼。”鳄鱼说“我不知道。你去问猫头鹰吧，她可能知道”于是他就去找猫头鹰。结果猫头鹰也不知道，他又去找狮子，依然没有找到办法。回家后，他就去找鳄鱼，结果没有找到。有人告诉他鳄鱼被人抓走了。现在没有鳄鱼了，只剩下一双鳄鱼皮鞋和一个鳄鱼包了。所有的人都想这回这个小蟾蜍该死心了。他一定会庆幸自己不是鳄鱼。没有想到，小蟾蜍蹲在池塘边沉思了片刻，非常高兴地说：“鳄鱼的结局不错啊！超越了鳄鱼的宿命。他不像一般的鳄鱼那样生在池塘里死在池塘里。他现在成了鳄鱼皮鞋鳄鱼皮包挺好的。从那天开始小蟾蜍说我就要学习作鳄鱼了。它觉得自己就是鳄鱼了。故事非常好玩的说，他一定是装的太像了，学的太好了。有一天捕鳄鱼的人来了就把它捕去了。它就被做成了一个小钱包。拥有这个钱包的贵夫人经常拿出这个小钱包来说：“这是非常珍贵的一种鳄鱼皮。”这个故事的寓意就是，不甘于命运不一定会有天国降临，很有可能是另一种悲惨的结局。但是你至少去尝试了，至少去梦想了，你至少尝试去打碎那种被他人所规定的人生。

最后一个故事是我最早读到的、也是最喜欢的故事——寻找枣红马。从前有一对穷夫妇，他们的全部财产只有一匹马，一只瘸猪，一只瘦驹。有一天农夫对妻子说：“太饿了。咱们已经一无所有了。咱们就杀那只驹吧。”然后就杀了驹，煮了一锅汤。但是过了几天他们又饿了，就杀了猪。但是过了几天他们又饿了，决定杀掉小红马。但是小红马不想等待这样的结局，逃走了。这个故事的结局有三种。第一种就是枣红马被杀死了，第二种就是农夫一家饿死了。另外一种就是枣红马揭竿而起而农夫农妇受他驱使。但是资源的贫乏是无法改变的。所以我们需要寻找枣红马，寻找枣红马需要另一个故事，寻找另一个故事需要我们的想象力。需要我们的想象，需要我们的乐观，需要我们的行动。不需要你特别作什么，你可以即刻就在你身边就在你家里开始。马克思说：“我们拿着枪，但是我们真正的武器是语词。每个人可以拿起你们的行动，可能是一支歌，可能是一个行动，可能是一篇文章，可能是一架摄像机，可能是任何一件东西。把它当作你的武器去想象另一个世界，去实践另一种生活，去尝试另一种人生。”

我最高的理想是和大家分享不一样的思想资源，一些不一样的思考，一些不一样的追求。我的最低的要求是我希望今天的中国青年，今天中国的读书人能够通过这本书看到另外一种人生。这种人生的价值不是用成功与失败来衡量的，是完全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但是，这是另一个非常精彩的人生！

2006-03-11 16:48:35    来源：人物周刊

我以为，没有解决方案，应该说，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不过是表达了一个事实。那些似乎真理在胸、旗帜在手的人，其实也如此。他们提供的解决方案，似乎无从解决今日中国的问题 　　■本刊记者    刘天时    发自北京 戴锦华 　　1959年生于北京。现任教于北京大学。研究领域包括：电影批评、大众文化、女性主义。主张对第三世界现代化进程反省、批判性思考，同时保持着对中国社会现实和其中复杂的权力结构的清醒认识。 　　主要专著有《镜城突围》、《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雾中风景》、《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等。 　　站出来发表见解的事，戴锦华做得并不多，尤其是最近几年。原因之一是她向来“讨厌自我重复”，“厌倦学术上的自我复制再生产”——思想转折已在酝酿之中。从2000年，她开始“真的读书”。“真的读书”是因为真的困惑。 　　“批判是否足够？是否可能？批判除了批判者自我感知到的意义以外，对社会是否真有意义？如果没有，那你的所谓的批判立场是否就是自我想象和自我满足？再说大一点，语言学转型后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和批判理论，以及我们‘五四’以来的批判传统，它的确提供批判的阐释和解构的力量，可是这之外，到底有没有建构的可能？有没有正面对抗历史的可能？有没有参与历史，而不仅仅是顺应历史的可能？” 　　挑战后现代批判理论大师德里达的名言“建构是历史的事”，戴锦华当然要自嘲不自量力，但做功课丝毫没含糊。从批判主义和女性主义理论蔓延到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从第一世界的经典到第三世界的本土实践，两年时间、读遍后冷战以来发表的有影响的理论著作、30多万字思想笔记……这两年跟预期的效果相比“失败的经验”，让戴锦华有了一个“自大的发现”。 　　“我发现我自己走不通的地方，也是大家都走不通的地方。包括思想大师和第三世界的行动者，大家面临的是同一个问题，从理论意义、从社会运动的意义上，都是如此。我把它叫做‘全球性的思想瓶颈’——这个瓶颈，是和冷战终结、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联系在一起的。” 　　失败、沮丧过后，戴锦华还是积极地说服了自己——即使“建构确实只能是历史的事”。 　　“当整个世界处在思想瓶颈的时候，不是一代人想打破就能打破的。只要尽我们的可能去思考、寻找、质询，即使我们并不能肯定自己做的有意义，是否能沉淀下来对将来有一点点意义。” 　　可怕的新主流意识形态 　　在经历思想转折的这个困惑彷徨时期，2005年戴锦华还非常热情地参与了一项社会活动、非常明确地“完全认同”了这项活动的理念，那就是“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一事。这个被当时普遍怀疑“动机不纯”的“闹剧”和“疑云”，在戴锦华看来，从四个方面体现了另类理念的可贵价值。 　　“一，我们必须重新定义和平。一个太简单的事实是，冷战终结后，世界变得更为紧张了，似乎和平就是延缓战争；二，我们希望重提一个不同的历史观。诺贝尔和平奖的历史观是大人物的历史、是把握“决定性的时刻”的“英雄”的历史，而我们关注的，是小人物和日常生活；第三，体现了差异性存在的集合概念。集合而不是整合，一千人组成某种集体，但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人；第四，跟诺贝尔奖开了个玩笑，用1000对1个，用小人物对大人物——这，我很有兴致。” 　　让走出书斋的戴锦华，发现故事、发现故事后面的社会问题；惊讶于平凡生活的艰难、惊喜于平凡人的勇气；不那么虚无、不那么无望——的“争评”事件，其遭遇质疑的尴尬，又让戴锦华在“感动”之外，多了痛心的忧思。 　　“当整个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犬儒主义，当作为人类社会重要特征的社群正在坍塌在被摧毁的时候，当你提及‘民间社会’的时候，你的想象是什么？ 　　“当真正民间行动出现的时候，那些提出怀疑的人、冷嘲热讽的人，正是那些通常说‘信任民间的力量’的人。他们想象的‘民间’是什么？是不是另一种政治精英？” 　　被怀疑、被嘲讽、被诋毁，但真正的伤害还不是这本身，戴锦华警觉到了它来自更巨大、更普遍的“新的常识”。 　　“如果这种暴力来自权力机构、审查制度，更可理解一些。但它来自一个完全不允许另类空间存在的常识力量。它一定这样理解一切：你做事必有利益诉求，而且所谓利益相当简单，就是钱。 　　“你该怎么办？你面对的是新主流意识形态，是这主流成就的常识系统，它拒绝一切哪怕是略有不同的人生、价值。这是一种巨大而无形的暴力。 　　“这种新主流意识形态是：拜金、消费、利益原则的、发展主义的、强者逻辑的，以及美国作为范本的意义……它充斥于各种媒介形式、文化样式，无时不在、无所不在。” 　　“一个人越跑越少的马拉松” 　　这就是现实？无所不在的现实？但是“现实”和——知识分子戴锦华所信仰的“让所有的人获得生存空间，将多数人卷入其中”的现代化和民主——相比之下，现实是一个参与人数越跑越少的马拉松比赛，粗暴、残酷。 　　“有人说，你不喜欢物质生活越来越好吗，我说喜欢啊；有人说，你不喜欢中国经济越来越进步吗，我说喜欢啊。可问题是追问一个国家民主现代化进程是否成功，是不是应该看它能不能把多数人都卷入？事实是，发达只是一部分人的事，另一部分人——有一种说法是‘被抛出经济版图’。你不在被计算当中啊，然后在不将你列入的前提下描绘发展的美好图景，事实上你便根本不存在了……” 　　完全可能没有被许诺的所谓美好的前景。戴锦华的忧患还来自她对现实贴近的观察。 　　2006年1月，戴锦华学术旅行到非洲的马里，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她看到：绝对的赤贫，非常的全球化。 　　“你会看到，在这样的国家，先富后富的逻辑是完全不成立的。原来古老苏丹帝国的中心、与古埃及同时期的古文明，马里的现在是什么？穷得一无所有的人穿着牛仔裤光着上身坐在马路旁喝可口可乐；没有工作没有机会没有希望。 　　“近十年来马里是联合国扶持民主化的试点，每年美国和欧洲大量资金资助注入。93年我去的时候，看到就在首都，如此多的穷人，就在狗窝一样的石棉瓦房子里爬进爬出……这次看到了很宽的马路、马路上跑的世界上最好的车。但十几年过去了，那些石棉瓦的房子依然如故。” 　　应对这些“更为急迫的问题”，戴锦华用了“亟需一场文化的战斗”这样铿锵的词，但她的无奈仍在。 　　“可能是怎样的战场？怎么开拓？如何创造对话？我间或冀望于网络空间。但至今这个空间虽已经被打开，却还没有成长为社会民主空间。 　　“民主是什么？一方面政治民主被狭隘地理解为在西方已经走到末路的代议制民主；另一方面民主在大众日常生活中也被理解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5分钟名人，可以在博客上对公众‘窃窃私语’……这无妨啊，但不该是全部啊。” 　　“没有一个词是纯净的” 　　“很多朋友都批评我不出来发言讲话，表示对我失望，说我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但是我的问题是很多时候找不到自己发言的位置。如果我选择一个简单化的立场，应该是很容易发言的；但那发言可能是无效甚至有害的——可能我就会支持了我不想支持的。” 　　问题的“迫切”，一方面让思考者戴锦华情感的风暴马不停蹄，另一方面，她理性的清流却又慎重徘徊。 　　她可能把太多的时间都“浪费”在凡事都要辨析，凡事都要用放大镜看个仔细。 “我发现我自己走不通的地方，也是大家都走不通的地方。大家面临的是同一个问题……我把它叫做‘全球性的思想瓶颈’。”     　　“举例来说：‘我的身份，亚洲、中国、社会主义、北京、北大、女人？’，这样几重看似确定的定语，其实似是而非。 　　“社会主义。当你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的时候，首先凸显出来的是冷战、冷战记忆、冷战历史，但事实上它完全无视中国今天的现实和世界的后冷战格局。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无效的指认又是一个有效的指认。有效性不在于我的身份，而在于他们试图界说我时所用的立场，或者说知识的状况…… 　　“亚洲。是最成问题的一个概念。亚洲，表面上是一个地理概念，但比起欧洲、非洲、拉丁美洲，亚洲是最难找到一个确定所指的概念。它的区域如此广大，那么多不同的宗教信仰、语言、甚至人种……它基本是一个殖民主义时代的概念。当我们说亚洲的时候，大家比较能感受的就是东亚，而东亚现在是世界上最紧张的区域之一。台海、朝韩、朝鲜核问题，而且今天亚洲冲突的地区完全沿着当年的冷战分界线…… 　　“中国。当你说今天的中国的时候，你是具体指哪种状况的中国？不止有一个‘中国’，比如有城市中国、有乡村中国，有穷人的中国、有富人的中国，有沿海的中国、有内陆的中国……” 　　戴锦华是如此较真，她似乎企图辨析每一个词，甚至不惜为此牺牲战斗力。 　　“有时我宁可沉默，也不愿意为了获胜而牺牲思想的真实。因为我们要问，你战斗为了什么呢？当为一个具体的事件战斗的时候，可能非常简单，可以在是和不是间做出选择。比如你支持不支持环保运动？我支持。如果发现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我参加抗议。尽管这类问题也未必简单。 　　“但是，还有一种战斗，就是我们要厘清思想，我们真的要寻找历史的现实的资源，使我们获得一种新的社会实践的可能和空间。在这种时候，你就会发现，没有任何既成的词是纯净的，每一个词都是在历史之中产生、都是多少被玷污了的。如果不加辨析地使用，那你到底在说什么、做什么？” 　　拒绝非此即彼，拒绝鲜明的旗帜 　　不但“为什么而战斗”是个一直需要警惕的前提；而且，在更多的分歧上，戴锦华似乎更能确信的，只是，拒绝什么。 　　1966年到1976年，“文革”10年，贯穿了戴锦华从7岁到17岁整个的成长年代。是记忆的创伤，也是省思的真诚，让她在30年后，又陷入了另一种找不到立场的茫然。 　　“我一直憎恶一种态度，即‘审判失败者’。当然，与此对应的是依附强势、依附胜利者。我认为这种姿态是可耻的。这不是挺身抗暴，而是打死老虎。如果你是打死老虎还装成是武松，就更丑陋。 　　“我拒绝这样一种审判失败者的立场；但这不意味着我就要选择去拥抱相反的那样的一些逻辑。我拒绝说‘失败者就要为失败承担全部责任’，但我也拒绝说‘失败者因为失败成了悲剧英雄’。 　　“这自然会让各方面的人骂，人们要的是旗帜鲜明的表态，但今天所谓鲜明的旗帜无外乎是重回‘冷战思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面对今日中国这种思维是暴力，是遮蔽。 　　“要回答今天中国的问题，就必须回答历史中的很多问题；而这些回答应该是批判性的和质疑性的；但绝不能是简单的否定，更不是审判。我们应该进入历史，清算历史也清算自己。这个工作非常艰难，对我来说，到今天，还是要战胜许多切肤之痛的记忆。” 　　拒绝非此即彼、拒绝鲜明的旗帜。清醒的立场，也包涵了拒绝权力的游戏。 　　“还举‘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一事。我的方式是不参与论战。我不会说你写篇文章，我就写篇反驳文章。我觉得那就是‘刺激—反应’模式，或者叫‘压迫—反抗’逻辑，也就是权力游戏。你选择的全部立场只能是论敌的反方，所有的论战最后都不再是讨论问题，而是击败对方。把对方逼到死角，留给自己的也只能是思想的死角。 　　“我的方式是正面阐述。我不回避，但也不回应，我不针对论敌，而是针对可能共同分享思考的人发言。这大概就是我的‘玩法’吧。” 　　“我也没有解决方案” 　　在拒绝了主流、常识、立场、游戏，之后，为人师者戴锦华，竟然甚至在课堂上，也明白地说出“我没有解决方案”。 　　“我会和同学分享我的困境。一个同学说老师你最近在很多问题上讲‘我也没有解决方案’，你怎么说服别人接受你的观念？我说，我确实没有解决方案。我希望大家接受的不是观念，而是问题意识。 　　“比如，我会讲：这个世界的能源是有限的，而发展主义的逻辑是如此强大，我们可不可能去寻找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价值观念，使我们直面人类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而不是沉湎在发展主义的神话中？今天世界上几乎所有冲突背后都是对能源的争夺。 　　“我不会说，应该怎样生活。我自己也会受到物质的诱惑，会享受现代生活。我做不到像甘地那样在棚屋中纺织。但这不意味着放弃思考，放弃寻找‘另一个世界’。 　　“我以为，没有解决方案，应该说，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不过是表达了一个事实。那些似乎真理在胸、旗帜在手的人，其实也如此。他们提供的解决方案，似乎无从解决今日中国的问题。是老套，甚至是神话。我不能振臂一挥。我只想和乐意分享的人共同思考、尝试。” 　　就是我们眼前这位女士！语速特别快、个子特别高，从十几岁就开始看康德、黑格尔，就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社会的出路、第三世界的兴亡的女士，她从少女迷途的小路上出发，一路上头脑的飓风翻江倒海、一路上心灵的暴雨肆虐滂沱，一路上多少“主义”被她拾起，多少“主义”又被她放弃；多少问题被挑出，多少答案被推翻；多少梦想被拥抱，多少虚无被逃避…… 　　如今此时，落座对面，这位又皱眉又微笑又自嘲又自勉的中年女士戴锦华，她仍然明显地诚实、明显地热爱思考、明显地习惯诚实的思考、明显地享受诚实思考的快乐和焦灼。 　　人物周刊：您有强迫性殚精竭虑的倾向吗？ 　　戴锦华：每一个致力于思想工作的人都该如此。一个思想者不在思想的张力中就不是真的思想者。 　　人物周刊：您如何制止由此引发的焦虑的蔓延？ 　　戴锦华：思想的张力可以并不一定体现为情绪的焦虑。其实这是我主要的生活乐趣来源之一。 　　如今此时，落座对面，这位又皱眉又微笑又自嘲又自勉的中年女士戴锦华，她仍然明显地不肯盲目乐观、明显地不甘轻易悲观、明显地在乐观和悲观之间，彷徨—坚定。 　　人物周刊：您曾经说过，自己是个“搅局者”？ 　　戴锦华：对于主流的文化、主流的社会、安享权力的人来说，我恐怕永远都是个搅局者；但近年来，我的变化是，我不满足于仅仅做个搅局者，我希望能参与到打开不同空间的人当中去，做一个建构者。 　　人物周刊：您的梦想是什么？ 　　戴锦华：我的梦想是拥有梦想。在整个成长的年代，甚至到90年代，我都非常憎恶梦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我们经历了多么残酷的过去。现在，我开始重新使用它。变化的原因是，面对绝对的物质主义的世界，梦想、想象、希望、幻想反而成了心灵和思想的生长点。一个没有梦的世界，和一个只拥有梦想、只用梦想去喂饱人的世界，都是可悲的。当人类文明的发展都进入到瓶颈状态的时候，也许梦想能带我们走出困境。 　　我渴望能拥有梦想，我们需要梦想。

摘要：作为Second　Che，马科斯与其前辈一样，只是“渺小的征人”或“冒险的小兵”，只是一名游击战士，正因为如此，他们得以从“革命/极权”的悖论铁律中突围。很多革命因胜利而失败，而有的革命因失败而胜利。后一句话可以用来评价1968法国五月革命，以及格瓦拉那样的个人革命(或者说:自我放逐，从革命的胜利中自我放逐)。福柯如此评价格瓦拉:“他(指格瓦拉)的光辉成就并不在于取得胜利——所以胜利与否实际上并不重要——而在于将现实化为符号。”　查看全文

摘要：她游弋书海，有着清醒的立场，做电影批评，被人们公认将批评表达得深入而优美，使影评成为一种独立的表意实践；做文化研究，执着地透过世纪末的华丽，探究大众文化背后的隐形政治学，被人们誉为看到了“月亮的背面”；做女性主义研究，在电影与文学的“镜城”中解读着一个个可见与不可见的女性形象。 她恐怕是北大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每次上课教室里总是人满为患。她恐怕是北大最有个性的女老师之一，从不用讲稿和PPT，总是指间夹着香烟，在课间回答同学们五花八门的提问。她坚定地主张反省和检讨中国的现代性及现代性话语的扩张过程。她说自己处在中心的边缘、边缘的中心；她说既然生在这个时代，就不要惧怕陷落，只要在陷落的地方站起，继续前进——她，就是独一无二的戴锦华。　查看全文

    2007年的热门电视剧，似乎没有哪一部可以与《士兵突击》相提并论。为什么？因为其他电视剧最多捧红几个新人，而《士兵突击》几乎所有出场的演员都备受好评，都在网上拥有自己的粉丝团。而且，男主角许三多被视为新的时代偶像，其中的经典台词“不抛弃不放弃”甚至成为无数中国人的新座右铭。2007年《新周刊》的年度新锐榜评选中，虚构人物许三多竟然击败众多现实中的大腕名家当选“年度新锐人物”。作为当年登上中国杂志封面最多的电视剧人物，许三多赢得的是媒体的一片赞美声。从他身上，有的看到“一种世界观的胜利”，有的感受到“坚持的力量”、“诚恳的力量”；有的认为他象征着单纯与情义，有的干脆将他指认为“浮躁社会的反义词”。然而，在我看来，笨拙、木讷、一根筋的许三多，这个阿甘式的中国农民之子，能够获得如此广泛的认同，恰恰是因为现实生活根本无法成就许三多式的故事。《士兵突击》之所以风靡，正源于它彻彻底底的非现实主义。许三多是个神话，只存在于虚构之中。

从一开始，许三多就被刻意塑造成一个弱者。在家里，父兄都看不上他，父亲的拳打脚踢更是家常便饭。这让人想到《红与黑》中的于连。但许三多不是于连，他笨嘴拙腮，呆头呆脑，而且他从来没有于连那样的人生目标和上进心。对他而言，唯一的人生目标就是如何逃离父亲的暴力。从一开始，许三多就被刻意塑造成一个完全不懂人情世故、不了解游戏规则的人。不仅他，他父亲也如此。这个执拗的农民在头两个儿子参军都失败之后，拼了命也要让许三多进入部队。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成才父子。史今来家访，成才当场朗诵了一首诗，表达他从小就要当解放军战士的心愿。虽然诗很蹩脚，但它仍然成功地表明成才的有备而来。作为村干部，成才的父亲显然比许三多的父亲更熟谙生存法则。他请留考官吃饭，史今说不吃，他也不勉强。既表达了心意又不让人为难，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但许三多的父亲完全不懂这些，史今拒绝，他也不听，还使劲放辣椒、劝人家喝酒，甚至以死相逼。史今是冒着犯错误、受批评的风险将许三多招入部队的。在聪明机灵的成才身旁，迟钝木讷的许三多显得尤为可笑。去到部队之后，成才果然成才，而许三多被抛到最边缘的驻驯场。当运送新兵下连队的大巴上只剩下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那里，甚至完全不知道自己已被淘汰的事实，很可怜，可是你并不同情他，因为按照现实生活的丛林法则，这再正常不过。故事发展到这里，似乎仍然遵循着现实主义的老套路。其实不然，许三多是被置之死地而等待新生。

从来都承认自己窝囊的许三多，似乎很安于命运。在驻驯场，当所有人都百无聊赖地打发生活的时候，他却“好好地活着”，“每天都做有意义的事”，凭一己之力修出一条漂亮的石头路。酒香不怕巷子深，终于有一天，这条路被团长看到，许三多受到团长的接见，随后就被调入全团最牛的“钢七连”。许三多的人生能够如此峰回路转，最值得感谢的人其实不是团长，而是马班长。当全班的人都刻意把修路之功归于他的时候，这个曾经十分优秀的老兵、这个带出众多好兵的老班长在最后时刻讲出真相，选择安然退伍。当他离开部队，所有他带出的兵向他敬礼告别，那一刻他的双眼有些湿润。而恰在那一刻，你觉得他是一个圣人。《士兵突击》中围绕许三多的几乎都是马班长这样的圣人，再比如史今，比如伍六一。前者发誓要把许三多带成最好的兵，他做到了这一点，却丧失了留在部队的机会；后者在史今专业之后继续激发许三多，在特种兵的选拔中，与许三多并肩战斗，最终许三多成功入选，而伍六一却带着受伤致残的腿转业回家。许三多从来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能力，从来也没有什么追求，他每次都说“我不行”，“我不想去”，“我做不了”。但是身边的人却都觉得他特别有潜力，用各种方法激发他，极有耐心地等待他不断改正错误不断成熟进步，毫无保留地帮助他，甚至牺牲自己的机会和利益都一定要让他成功。《士兵突击》中没有一个小人恶人，没有尔虞我诈，是一个纯的不能再纯的真空。许三多能够成为“兵王”，是集体谱写的神话。这个神话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在现实生活中是无法复制的。

与所有人都无私提携许三多相反，本来一帆风顺的成才到了“钢七连”之后却处处碰壁。当成才落选特种兵，被贬到许三多呆过的驻驯场时，很多人觉得快意。他们认为对于这样的机会主义者就应该给予教训。但仔细想想，成才其实值得同情。即使成才犯下的最大的错——丢下伍六一，也有情可原。在整个过程中，成才非常有团队精神，而且他作为狙击手是单兵作战，十分危险，但他一直努力掩护战友，从没有逃避自己的责任。在最后冲刺的时候，只剩下两个名额，即使他们抬着伍六一冲过终点，他的伤如此严重也绝不可能成为特种兵。于是，成才抛下战友自己冲向终点。很多人恨他如此绝情。但在另一部电视剧《血色浪漫》中，周晓白父亲向钟跃民提了一个问题，你和战友侦查到敌人的重要情报，但在返回途中被包围，战友身负重伤，他要求你向他开枪，自己带情报突围，你会怎么做？钟跃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会开枪。因为两个都死是无谓牺牲，把重要情报成功带回己方获得战争胜利，才是军人的职责。周晓白的父亲作为一个老军人由衷地称赞钟跃民的理性和果敢，坚信他将成为一个优秀的军人。没有人由此批判钟跃民。成才与许三多的区别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伍六一不断地求他推他，“你去吧，你去吧，我这样了，不行了”，许三多挣扎到最后做出的是与成才一样的选择。成才没有冒犯任何伦理，没有伤害任何人，凭什么受到惩罚。钟跃民如此选择就是优秀军人，成才如此选择就被贬。不过，成才并没有成为反面角色，因为接下来的情节描写了他的忏悔和转变。有趣的是，成才变了，变成了许三多。虽然他没修路，但是你会发现他开始学会默默无闻地做事。直到有一天，他驻守的这个曾经被人遗忘的角落成为所有演习部队绕道都必去之地。经过此番磨炼，成才才再次获得机会。

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许三多与成才是一种人。高城的出现让这一点变得异常清晰。七连长高城以有个性而著称。在整个军营里想批评谁批评谁，进到团长的屋子里也敢拍桌子。凭什么？他有个军长父亲。他顺风顺水地进了军校，军校毕业分到一个好团，然后就排长连长连连提拔。当了连长，高城自己的方式打造了一个“钢七连”，完全是个理想主义的试验田，而且全团、全军只有这一块。成才许三多们都很清楚“我不是高城”。他们要想从那个小地方到军队来，要想在军队立足，只能靠自己。成才按照父亲的教导，在自己勤学苦练业务的同时还注意跟上级领导搞好关系。兜里放三包烟，一包给连长抽，一包给班长抽，一包给战友抽。于是人人很不屑成才。仔细想，一个山沟沟出来的农村娃，又想跟各级人物搞好关系，又不超出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他能怎么做呢？成才很真实很单纯，他很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而且从不隐瞒。进最好的部队，做最好的兵，成才的成功欲赤裸又直接。这是他与许三多最大的区别。许三多开始并没有成功欲，因此他不会威胁任何人，他上进都是被动地甚至有些无奈。但是在史今退伍之后，许三多被激发出了动力，他为了史今也要做个好兵。可许三多也明白，是不是好兵不是自己定义的，要别人说了算。但他又没有任何人力资源，他要想好只能靠自己。所以当高城说：“我爹是军长，是哪个军的我就不说了。”许三多马上接嘴：“咱们军的。”在这一点上，他并不迟钝。他拼命苦练，每天不忘跑一万米；从不犯错误；永远打扫宿舍卫生；从不顶撞上级……他无限地遵从军队里的所有逻辑和观念。比如说，当“钢七连”只剩下高城和他时，高城说，今天咱俩谁也不用称呼谁了，许三多却没敢造次，他说“没有等级观念的兵不是好兵，这是连长你说的。”他完全遵从这些，一刻不放松。也唯其如此，他才能成为一个好兵，才能不被撵回家去，不再让他爸打死。但是许三多的所谓成功，不过是成为兵王，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兵。但高城袁朗们不一样。袁朗边指挥战争还能边打电子游戏，如此潇洒的风度是成才、许三多们没法学到的，因为它暗示了袁朗们完全不同的成长背景。成才、许三多不是袁朗、吴哲，后者都是精英，因此许三多们只能服从命令，而袁朗们发出命令。所以说，许三多的成功是有界限的。或者说，正因为界限事先存在，许三多们的前途充其量不过是兵王，所以他们的成功是无害的，用《三联生活周刊》的话说，袁朗们只有超越许三多们才能完成文明的进步。

因此，在我看来，《士兵突击》建构许三多这样的神话，没有解构掉任何社会主流逻辑。《士兵突击》大热荧屏之后，《新周刊》做了两期相关专题，称许三多是“浮躁社会的反义词”，认为《士兵突击》批判的是宣扬机会主义的成功学。事实上，与其说许三多解构掉成功学，不如说他张扬了另外一种成功学，一种隐性的、弱者的成功学。一个如许三多般窝囊的人，人们连欺负他都懒得抬手。每个人都觉得帮他一下自己也少不了什么，还会显出自己的善良。于是每个人都给他一点力量，最后他就比每个人都强大。与许三多一样，成才也很勤奋执着，但其张扬的成功学早已落伍，安分、规矩、合作、服从这是弱者许三多的成长之路。悔改之后的成才变成了许三多，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成才在“此路不通”之后改做许三多。

《新周刊》说，成功学是一剂毒药；《士兵突击》正好提供了许三多这支解毒剂。其实，它不仅没有这样的功效，反倒制造了更大的幻象。笨拙如许三多都能成功，何况我们呢？不必反思制度，不必反思社会，问题不在别处，在我们自身，你是否如许三多般执着、勤奋、真诚、善良？一个许三多置换掉太多的现实问题。其实，即使我们具备许三多的全部品质也无法成就许三多式的传奇，因为我们不能同时拥有他的幸运。他的幸运是神话制造者虚构的。

但是我们为什么如此需要许三多神话？因为今天不仅是成功、生存的成本越来越大。如果说CPI指数没能让你感受到这一点，在雪灾地震面前，你总会感到。我们生活在焦虑之中，尤其是身处底层的人。于连的年代，一个下层的年轻人要想成功有红与黑两条路，穿军装与当教士。于连两条都试了，两条都失败，他在痛斥了权贵阶层之后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许三多不是于连，许三多成功了，因此我说许三多是神话，而于连是现实。今天，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越来越滞缓，尤其是下层向上的空间与可能越来越狭小，于是更多的草根只好做着许三多梦，期待着总是能得贵人相助。“不抛弃不放弃”对自己而言，是自强不息的自我激励，对他人而言，是残酷的优胜劣汰面前、艰难的生存现实当中，略带辛酸与无奈的冀求，“不（被人）抛弃不（被人）放弃”。

从品格上来讲，善良、诚实、正直、随和、亲切；教书，学识渊博、思想敏锐、深刻；富有人性和人情味；具有现代教育理念，可以引导学生自由地思考和创造性地思考。

                                   ——范跑跑心目中的好老师

羊城学堂六月讲座

地点：广州图书馆3楼报告厅   时间：6月28日10:00～11:30

主讲人：滕威

题目：《堂吉诃德的叙事游戏》

“岭南大讲坛•艺术论坛”讲座预告

金羊网 2008-02-16 13:54:45

时间：2月23日（周六）上午10：00－12：00 主题：“城市中国———现代化的梦境抑或陷阱？” 地点：越秀区图书馆四楼报告厅 主办：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承办：广东人文学会、羊城晚报报业集团 协办：广州市越秀区委宣传部、广州市越秀区图书馆 嘉宾：滕威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曾经在北京大学读书十年，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研究领域为文化研究、比较文学。多次在《读书》、《艺术评论》、《文艺研究》、《外国文学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国比较文学》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温馨提示：公益论坛、免费听讲

走出父辈的阴影

在拉美当代女作家中，伊莎贝尔·阿连德恐怕是最具国际知名度的一位。自从1982年处女作《幽灵之家》（La casa de los espíritus）问世以来，她或她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美国、德国等国家多次被传媒评为“年度作者（品）”；获得过墨西哥、法国等近十个国家颁发的三十多个文学奖。其实，对中国读者而言，伊莎贝尔也不算太陌生。她的“智利三部曲”——《幽灵之家》、《爱情与阴影》（De amor y de sombra）及《夏娃·鲁娜》（Eva Luna）都曾经有过中译本行世。最近，译林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伊莎贝尔的作品集，我们因此有机会重新认识这位传奇的智利才女。

    无论在中国还是国际文坛，伊莎贝尔被谈论最多的是两点——就身世而言，她来自智利赫赫有名又充满悲情的阿连德家族。1973年9月11日，她的伯父、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与皮诺切特反动武装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血洒总统府。就创作而言，她出版《幽灵之家》的1982年正值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时之间“穿裙子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仿作”的名声不胫而走，伊莎贝尔凭借第一部小说就迅速在欧美文坛窜红。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任何一篇介绍伊莎贝尔的文章中，都会看到萨尔瓦多·阿连德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两个光辉的名字。似乎不提及他们，伊莎贝尔就无足轻重；似乎她必须借助这两个男人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然而，当我重读她的作品的时候，我却深刻地感受到，只有去除他们笼罩在伊莎贝尔周身的“魅影”，她自己人生与写作的意义才能得以浮现。

（《艺术评论》2007年8月全文发表。）

7月31日晚上6时，一名年约30岁的男子来到等着被拆卸的香港中环皇后码头，他跪在人群最前方，对着十几部摄影机，双手举起一张事先写好的标语，上面写着“支持政府拆卸皇后码头”。在他背后，几乎整个码头都是和他立场相反的人，包括在此露宿达数月之久的“本土行动”和三个已经绝食100小时的年轻人、200多名到场声援他们的市民。那位孤立的“反对派”是否太过冒险？他会受到怎样的对待呢？然后我们看到一个瘦削的女孩走了过去，坐在他的身边喁喁细语。四个小时以后，这名男子终于站了起来，收起自己的标语，拍一拍裤子，和那个女孩握了握手，转身离去。女孩回过头来平静地告诉好奇的同伴：“我只不过是向他解释了我们到底在干什么。”

其实几个月以来，坚持保卫皇后码头的“本土行动”一直在做的就是解释，利用贴在码头柱子上的海报和自己的嘴巴，平静地、欢乐地。他们也的确需要解释，因为他们的诉求不仅特区政府不理解，甚至对整座城市而言也是陌生的。他们想要保留皇后码头，这是香港不懂的；政府想要拆除皇后码头，这是香港懂的。因为拆掉老建筑，填海、卖地、修路、方便交通、促进经济发展一直是香港百年发展的根本逻辑；而保育文物则是这套逻辑的异己他者。

皇后码头的建筑不仅不优美，甚至还有点简陋，它的年纪更是连五十还不到。难怪有些资深的评论员(包括我的同事)会形容“本土行动”这帮年轻人的举动是场“闹剧”了。可是，只要稍稍放下青年们示威集会就是造反，就是破坏社会和谐的成见，做一点调查研究，甚至只是客观地听一听那群年轻人的声音，你就会发现，这座不起眼的码头原来是当年英国女王访港时使用的码头，及战后九名港督首次登上香港的地方。在整段殖民地历史当中，这个码头的重要性可说是不言而喻。难怪有人批评“本土行动”，说他们是在怀念殖民岁月。然而，保留殖民色彩浓厚的建筑就真的是在依慕殖民政权吗？那么，保留日军留下的慰安所又是不是舍不得日军的残暴呢？

情况或许正好相反，拆除皇后码头的做法反而才是殖民政权的行事习惯。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直以来最致力于毁弃殖民建筑的恰恰就是港英政府自己，香港史上最美丽雄伟的古典西式建筑几乎全是港英政府推倒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殖民政府不需要文化，也不需要记忆，它需要的只是清理出更多的土地，为当年仍以英资为主的地产商谋取最大的利益。久而久之，香港人都已习惯了老建筑的消失，习惯了不能告诉子女自己当年住过的老房子何在的失忆状态，因为大家都明白，香港最大的工业就是生产楼房的地产业。拆旧、填海、卖地、盖楼，这个循环不断重复，难怪学者阿巴斯要说，香港是个“不断消失中的城市”了。

保卫皇后码头的行动因此是一场非常颠覆也非常难以理解的运动，它违反了这座城市熟知的逻辑，它高谈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价值”也不能直接被换算成港币。而且它不仅反对香港城市空间发展的根本原则，还反对这个地方执行空间规划的方法。

香港政府一直宣称，皇后码头的拆除与整个中环填海计划早就经过了十多年的详尽研究，其中还有多次的咨询和磋商，所以它的决策是有合法性的。然而，它所谓的咨询一来不够公开透明，除了少数专业团体，大部分市民都被蒙在了鼓里。其次，文物保育也从来不是它研究和咨询的重点，那是因为当年它还不知道文物保育有什么好谈的。针对这点，“本土行动”提出了对香港来说非常新鲜的“参与式规划”，也就是让普通市民一起参与过去全为官方、专家和商人所主导的城市规划过程，将生活空间与都市景观的决策权力让位给市民主体。

所以，保卫皇后码头的行动又在另一个层面上和香港政府发生了冲突。为了寻得自己这种立足点的历史根源，他们经过多个月的追索，结果发现皇后码头虽然是殖民权威的象征，但它却被数十年来的反抗运动挪用为殖民地子民的另类公共空间。从著名的“反天星小轮加价”、“左派反英抗暴”开始，皇后码头和与之相连的爱丁堡广场就是示威者静坐、集会和绝食的地方。因此，保卫皇后码头就更不只是单纯的文物保育了，它还要守住香港人抗争传统，对抗殖民政权的遗绪。

何况皇后码头还是香港中环所余无几的免费海滨空间，其他能够让老百姓分享这举世著名的海景的地段要不是被商业大楼和高档消费场所割据，要不就是成了人来人往的狭促过道与车辆通行的公路了。皇后码头因此又是一个属于香港市民的公共空间，老人家可以在此轻松地乘凉下棋，一家大小可以不费分毫地在此欣赏维多利亚港往来的船只。因此，捍卫皇后码头还是一次捍卫公共空间的庶民运动。

旧与新的对决，就是“皇后之役”的根本意义了。“本土行动”这群年轻人不仅活在另一个世代，而且还挑战了香港150多年来确信不疑的价值观与政府惯性的行政风格。特区政府面对这么新异的社会运动，只能用最传统的手法去清除守在皇后码头的示威者。但是面对“皇后之役”点起的火苗，面对未来更多的同类的保育运动和社区运动，它又该怎么办呢？可以肯定的是，这场震撼全港的运动，一定能够激发港人对城市与历史的新想象

——《读书》十年文选（1996-2005）序

□汪晖|黄平

本期杂志与读者见面的时候，《读书》编辑部编选的十年文选第一辑也刚刚面世。我们的“小小十年”历经风雨，即使在如秋水一般宁静的时期，激流在也在深处滚动。泡沫是不可避免的，但激流是真实的。生活在大转变的时代，这是思考者的命运，也是一份杂志的荣幸。借着编选文丛，我们也终于有机会向长期关心《读书》的作者和读者对我们的“小小十年”做一点交代。
　　《读书》创刊于一九七九年四月，至今已近三十年。首期《读书》开篇标题为“读书无禁区”，我们可以从中体味那个时代的精神气息。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禁忌和新的支配性意识形态，因此“读书无禁区”这个口号针对的不仅是特定时代的特定禁忌，而且也是随时代的变化而产生出的新的禁忌。创刊至今，《读书》的作者、编者和读者已历经变换，面对着急剧变化的时代，他们以各异的思想方式、多样的艺术趣味和不同的学术训练，孜孜不倦地探索，用各自的文章见证了改革时代中国的变化。在许多人的记忆中，《读书》涉猎广泛，但以文史为主；思想敏锐，但并非政论刊物，作者们对于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怀是通过思想的和文化的评论方式来表达的。在近三十年的历史中，《读书》的文章时时收入作者的文集，或为其他文集选用，但由编辑部按主题编辑文选，系统出版，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将根据各种需要，按照不同的主题，持续地编辑出版《读书》文选。
　　第一批出版的文选共计六种，全部选自一九九六年至二○○五年十年间《读书》发表的文章。在这十年间，中国知识界处于一个分化组合的过程之中，观点纷纭，立场各异，各种争论纷至沓来，像八十年代那样的一种以改革开放为基本尺度的“共识时代”已经消失。导致知识界争论和分化的背景是：
　　在国内方面，自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以来，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财富积累方面的长足进步，另一方面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严重分化，以及制度性的腐败、普遍化的生态危机的扩展，等等。从九十年代的市场扩张和社会分化，到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国家社会政策的调整，中国在所有领域都经历了也正在经历着一个深刻而剧烈的“大转变”。在这个背景下，知识界再也不能像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初期那样将市场化、私有化当作理所当然的尺度来衡量社会变迁，那些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流行的术语，如改革与保守、现代与传统、开放与封闭等等范畴，也都不再能有效地描述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图景了。
　　在国际方面，随着俄罗斯和东欧改革面临的危机逐渐暴露，全世界范围内有关改革的辩论就没有停止，而欧洲社会福利传统的瓦解也在另一个传统内提出了对于七十年代以降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再思考问题。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一九九九年南斯拉夫危机及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二○○一年“九一一”事件及随后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入侵，以及韩半岛核危机、台湾海峡局势的变化、中日关系的转变，也为中国知识界的分裂提供了动力。在这一背景下，九十年代初期被当作克服中国社会自身危机的唯一有效途径的“全球化”命题逐渐失去了光环—如今，全球化除了用于描述全球经济的相互关联、传统国家体制的转变和日益增长的移民网络之外，它还与帝国、帝国主义、支配、限制和垄断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在文化领域，我们也经历着两个方向并不一致的新发展。首先是学术研究的专业化潮流和体制化过程。以有关学术规范、学术史等问题的讨论为界标，九十年代中国学术界试图创造一种与八十年代“文化热”截然不同的学术方式，它要求学者们以更加专业化、规范化的方式进行学术研究，这一起源于学者们的自觉倡导的潮流与这一时期中国大学和研究体制的改革与重组相互呼应，重新构筑起当代学术领域与其他社会文化领域之间的鸿沟与高墙。伴随着学术工作者的身份、地位和经济待遇的改善，大学和研究机构设立了种种基金、项目和奖惩机制，鼓励学者以专业化、国际化的方式从事学术工作。其次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崛起与大众传播媒体的支配地位的形成。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商业化的大众媒体（尤其是电视、报纸和网络）迅速扩张，消费型大众文化蓬勃发展，各种各样装帧讲究、图片精良的刊物应运而生，它们改变了那种主要依赖文字的阅读方式，创造了一种新的阅读趣味；而大众传媒的发展，也使得许多学者更愿意扮演媒体学者的角色。这两个趋向不但挑战着中国的文人传统，而且也挑战着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传统。
　　正是在这样一个完全不同于八十年代，也不同于九十年代初期的社会和文化氛围中，《读书》以批判性的思考为取向，兼顾多重立场，自觉地介入九十年代至今的“大转变”，在若干问题上成为触发重要论争的思想论坛。七十年代末以降，经过几代作者、编辑和读者的共同努力，这份杂志已经形成了可贵的传统，我们的方针是在继承这个传统的同时，渐进地对刊物作一些调整。从一九九六年起，《读书》杂志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讨论，诸如大众民主与宪法问题、全球化与亚洲问题、二十世纪的战争与革命、金融危机、三农危机、医疗改革与社会保障体制的困境、恐怖主义、新左翼与新自由主义之争、法律与民主、民族主义、女性主义、国企改革与产权问题、生态危机、华人华侨与跨国家的网络、媒体与新纪录运动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其中一些讨论成为整个社会关心的全局性问题。说我们的方针是渐进的调整，是因为即使在介入这些现实性的问题时，《读书》的主要策略还是从思想的、知识的和理论的角度出发，而不是进行直接的公众讨论或政策性辩论，它致力创造的是一个立足于反思和批评的建设性的思想氛围。事实上，除了诸如三农问题等影响深远的讨论之外，《读书》的大量文章并无一个单一的焦点，而是力图发掘不同领域的课题，例如我们一直试图跟踪当代戏剧、艺术、考古、名物、文学、电影、人文地理、历史研究的一些新的现象和成果，及时做出评论，并在一定程度上，让这些专门领域的讨论，能够回应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让一份杂志既保持一定的取向，又保持“杂”的特点，是我们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如果比较这一时期的《读书》和先前的《读书》，这份杂志的风格至少包含了两个主要的变化：第一，杂志中有关社会问题、国际问题的讨论和来自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作者明显地增多了；第二，杂志仍以中国大陆的作者（以及海外留学生和海外华人学者）为主，但韩国、日本、欧洲、美国、东南亚、印度、拉丁美洲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的学者也成为《读书》的作者。由于《读书》杂志在传统上是一份偏重文史的刊物，这些变化也引起了一些有关《读书》的风格的争论。这种有关风格的争论又由于下述情况而变得更为尖锐：在八十年代，与《读书》形成呼应和对话关系的，除了少数类型相似的刊物之外，是大量的学术刊物，如《文学评论》、《哲学研究》、《经济研究》、《历史研究》等等，但在九十年代商业文化、大众传媒深刻影响人们的阅读趣味之时，像《读书》这样一个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该如何面对消费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新的紧张？
 　　在市场社会和大众文化的氛围中，传统的精英与大众概念已经难以表述当代的文化关系。是放弃我们的传统，追新逐异，加入文化时尚的大潮，或者，追随学术专业化的趋势，将思想性的讨论包裹在繁琐注释和论文格式的外衣中，还是批判性地面对当代社会不断涌现的问题，创造性地发展我们的人文传统？我们面临着几个主要的选择：第一，讨论“三农”问题、恐怖主义或金融危机这样的话题不大可能用文人雅士的语言，我们应该放弃这样的讨论吗？第二，在大众文化的趣味日渐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许多读者对于理论性的讨论不再像八十年代那样感兴趣，我们应该放弃所有的理论性思考吗？第三，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成为新的现实和课题之时，我们是否仍然应该将读者关心的问题及作者的范围集中在中国大陆范围内？第四，介入当代社会问题的讨论势必产生出尖锐、冷峻的论争，我们需要保持那种深受读者喜爱的优美、雍容的写作风格吗？在这四个问题上，我们的选择可以说是毫不犹豫的：《读书》需要介入真正的社会讨论；《读书》不应该放弃理论性的探索；《读书》应该成为一个超越国界的公共空间；《读书》需要在介入当代问题的讨论时尽可能地保持它的可读性和对语言风格和人文趣味的敏感。总之，《读书》不愿意丢失中国的人文传统，追随消费文化的潮流，也不愿意放弃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躲入学院的高墙。在上述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取向中进行综合与平衡并不容易，它需要我们在作者、读者和编者之间持续地协调，我们的努力并不尽如人意，但这的确是我们持续探索的方向。
　　由于《读书》杂志自觉地介入思想和文化领域的争论，它的立场和取向也自然地成为争论的话题。本辑文选只是从十年来的大量文章中选择了一小部分，但从这些相关主题的讨论中，也可以清晰地发现《读书》从未成为单一立场和取向的传声筒，各种意见和立场时而针锋相对，时而互相呼应，时而各说各话，加之各自论述的领域、背景各不相同，思想交锋和文化批评的多样性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论述的领域，还是作者的群落，这十年来的《读书》杂志都较前更为扩大。这并不意味着《读书》杂志没有自己的取向，但这些取向与其说表现在具体观点的取舍之上，不如说集中在更为广阔的问题意识和反思性的态度之上；实际上，《读书》的取向并非某种单一明了结论或立场，而是一组相互关联并包含着内在张力的取向，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取向为更为深入的思考提供新的空间。十年来《读书》的讨论包罗万象，难以一一说明，这里不妨以本辑文丛的选题为例，略加解释，权充对各方探寻和争议的一个交代。
　　首先，《读书》力图超越西方中心论，展开对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讨论，从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各个方面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突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创造的种种历史幻觉。中国现代化潮流在文化上的一个基本取向是学习西方，这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化讨论中表现得极为明显。九十年代初期对于全球化的热情部分地植根于对于西方的想象。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些旅美学者借助于各种新理论对于西方中心主义进行批判与解构，进而在知识界引发了初步的争论。批判与解构是新认识的开端，但它本身却没有提供对于世界的更为深入和具体的知识，甚至许多重构关于中国传统的努力也仍然限制在中国与西方的二元框架下。改革以来，中国知识领域有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讨论不仅数量有限，而且真正能够将这些地区的研究带入当代中国的思想讨论的文章就少之又少，在许多重大的历史认识问题上，这种知识和思想视野上的局限影响深远。这一知识状况不仅对于把握当代世界的脉搏构成了巨大的限制，而且也对建立新的自我认识形成了重要的障碍。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中国知识界几乎提不出对于亚洲各国状况的真正深入的分析和富有预见性的洞见，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能够从这一灾难中幸免。这一知识状况本身最深刻地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对我们的思想控制。从一九九六年起，《读书》杂志持续刊发有关亚洲各国和地区、拉丁美洲以及俄罗斯、东欧等地区的讨论，并邀请来自日本、韩国、欧洲、美国以及香港和台湾的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讨论，力图形成一种不同以往的、超越西方中心论的或者自我中心的知识图景。我们初步估算了一下，十年来仅仅有关亚洲地区的文章，《读书》就发表了一百多篇--从战争与革命的共同反思，到当代世界变化的种种轨迹，从区域内部的互动，到从一种新的视野看待整个世界的变化，这些有关非西方地区的讨论与有关美国、欧洲的分析一道，提供了一种与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和九十年代初期的思想探索相当不同的思想图景和知识景观。
　　其次，我们将有关乡村社会、城市改革和各种现实问题的思考引入《读书》这个传统上更偏重人文领域的思想空间。《读书》杂志主要是一份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在八十至九十年代初期，讨论的中心始终是文学、历史、哲学，对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主要是在理论的层面展开的。然而，中国改革的初期成就源自农村改革，九十年代初期乡镇企业的发展也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提供了独特的路径，而九十年代后期逐渐暴露的三农危机严重地影响着中国改革的成败。三农问题虽然在农业专家中早有议论，但这一问题成为公共讨论的中心话题却从《读书》杂志开始。从一九九六年开始，《读书》杂志就已经确定了一个方针，即将《读书》的视野从一般性的人文讨论和理论探讨扩展到包括乡村问题在内的更为广阔的生活领域，这一年十月发表的题为《乡土中国的当代图景》和稍后陆续刊登的“田野札记”栏目为此后有关的讨论铺平了道路。在此之后，我们也发表了有关医疗改革、教育改革、政治改革、税制改革、国企改革、产权改革等方面的文章，直接地介入了当代社会有关改革的反思和批评。这类讨论文章在风格上不同于那些人文性很强的文字，它们的广泛影响力与其说来源于文字风格，毋宁说来源于问题的尖锐和思考的深入。当人们按照习惯的所谓人文视野批评《读书》风格的变化时，我们也在思考：无论在中国的传统中，还是在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中，“人文性”难道是与社会关切完全隔离的吗？这种产生于现代学术分科制度的“人文性”难道不正是对古典的与现代的人文传统的背离吗？在这个意义上，将这类问题引入《读书》杂志的视野并不是对《读书》传统的背弃，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发展、充实我们的人文传统的努力。
　　第三，现代世界是一个以经济为中心的世界，市场和经济的力量渗透到所有生活领域；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分化及生态危机共存的时代，批判性的思想首先会在与之相关的领域发展起来。然而，如果我们的讨论总是局限于、纠缠于经济和政治领域，我们就不可能形成对支配当代世界的这个强硬的经济逻辑的真正抗拒。批判的力量、反思的深度和创造性的思维同时也植根于由语言风格所传达的趣味之中。《读书》杂志的人文传统在一个新的时代语境中获得了它的新的意义：关注人、关注人的命运，关注文学和艺术的触角，关注历史和生活的感觉，并以独特的语言和叙事方式将这些关注呈现出来。在九十年代，许多作者通过对古今中外许多学者、知识分子、艺术家和历史人物的描述，不但为我们重构了历史的生动画面，也以记忆的方式介入对当代问题的思考。我们也努力地开辟有关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造型艺术，以及大众文化的讨论，通过艺术的触角展开思想和感情的世界。收入《逼视的眼神》和《不仅为了纪念》中的文章正是《读书》的人文传统在新的时代的延伸和发展。
　　这套文丛从一个有限的侧面反映了九十年代以降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和认真探索。如今许多人在一种怀旧的气氛中回忆八十年代，也常常有人将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加以对比，说明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和思想热忱。然而，我们的“小小十年”真的那样贫乏吗？这是剧烈转变的时代，这是一个常常让人感到困惑的时代，但这也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真诚地投入思想探索和社会实践的时代。相较于八十年代对于西方的崇敬，这个时代的思考中渗透了新的文化自觉；相较于许多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颓败，中国的知识分子力图重整思想的旗帜，建立批判的阵地；相较于过去时代的声调相对单纯的讨论，这个时代的思想空间容纳了更为丰富和多样的声音。这套小小的丛书是一个深刻改变我们社会的大转变时代的见证，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中勤奋探索的侧影。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小小十年”埋藏着未来的种子。　　为此，我们感谢那些为《读书》辛勤写作的朋友们，我们也感谢那些一如既往地关注着《读书》的朋友们。
　　2007年4月9日星期一

来源：《北京青年报》2007年6月26日

 

编辑手记

　　今年5月，六卷本《读书精选》出版不久，我们试图联络《读书》的两位主编，请他们回顾《读书》杂志十余年来的成绩、不足和持续不断的争议，但因汪晖先生出国，采访被搁置。等我们重新拾起这个计划，却出乎意料地赶上了一场热闹———上周，北京某报刊发了“《读书》杂志酝酿换帅”的“传言”，激起了围绕《读书》的又一轮争议和对峙。
　　在这次采访中，汪晖先生既对我们原来的采访计划做出了回应，也谈及了《读书》的发行量、读者群以及“换帅”等问题。他希望人们能够珍视《读书》的思想空间，理解它的存在价值，参与讨论它关注的问题，而不是总拿一些陈旧的说辞，针对一本作为载体的刊物炒来炒去。

　　遗憾的是，因黄平先生不在北京，我们同时采访《读书》两位主编的愿望终究没能实现。

　　■首先，评价《读书》的标准绝不应该只是所谓印数。其次，从1996年到现在，《读书》的发行量在它28年的历史里是最高的时期。

　　■消费主义文化创造了一种品位，它甚至会让学者们也用什么“好读”或“不好读”这样的不是标准的标准对思想讨论加以评断。

　　■富于穿透力的理论性思考也是很有美感的一件事，美感并不仅仅停留在修辞之美上。

　　■早几年，我们曾经讨论过交班的问题。但在困境之中，我们不会选择离开。因为挑战不断我们才留下来，要是风平浪静，一切顺利，我们早就离开了。

　　■要是所有人都在给《读书》拍手叫好，这本杂志基本上就完了。

　　■如果所有最重大最深刻的问题我们都不能去触及，这叫什么人文精神？那不是在把《读书》变成消费品吗？

　　记者：近日有媒体报道称，《读书》杂志酝酿更换主编，您对此怎么看？

　　汪晖：意外也不意外。在争议中成长，好像是《读书》的命运，我们已经习惯了。不久前，我们《读书》编辑部编选了十年文选，计六本，也多少有总结一下的意思吧。我和黄平参与《读书》的编辑工作已经十一年多，现在年轻一些的编辑早已成熟，过去几年中，我们的确讨论过所谓 “过渡”问题。但这与那家报纸的炒作毫不相关，我对该报道中涉及的所谓“事实”也一无所知。

　　我所知道的是：那篇采访涉及的《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先生，已经在第二天公开发表文章抗议对他的歪曲报道，另一位被引用者也在网络上发表了抗议。报道中的受访者之一、三联书店的副总编辑樊希安先生给我打来电话，声明对该报放在他名下的那些话不予认可。

　　《读书》杂志是一份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它也力图针对当代中国和世界发生的问题做出思考。但总有人不愿意对我们思考的问题发表意见，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媒体对一份杂志进行攻击，这实在有点让人惊讶———在中国，大概没有第二份刊物享有这份殊荣。

　　记者：这也是我想问的，为什么在您和黄平就任主编的十多年来，这份杂志会引起那么多的议论，而且从不间断？

　　汪晖：原因有多种。我认为根本的问题是：《读书》一直试图对当代生活和知识状况提出一些不同的、批评性的思考。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八十年代以降，中国知识界崇美风气很盛，以致美国也是触动不得的话题。这在今天说起来有些可笑。美国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思想和人物，但在所谓全球化进程中，它所扮演的霸权角色怎么可能不去触及？反思和批评美国又怎么可能避免？我记得《读书》批评美国的战争政策时，有许多朋友感到不满，但经过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其他各种事件，这样的声音现在好像不那么强烈了。但你见到有谁写了自我批评的文章吗？人们常常忘记自己的历史，反省自己、承认错误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

　　再比如为了摆脱过度的西方中心论，我们发表过有关亚洲、拉丁美洲等非西方地区的讨论，这在过去的讨论中几乎是没有的。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发生的时候，我们的知识界拿不出有分量的分析文章，有些经济学家在危机爆发前鼓吹“亚洲模式”，等到危机爆发后，就又回到了西方的“自由市场”，没有什么独立的批判性见解。我们邀请了一些海外学者一起讨论分析这个状况。我记得一些经济学家对我们的分析是不以为然的。《读书》发表的很多文章在当时不被理解，甚至遭到抵制，但事后看来，这些文章比它们的反对者更接近真理一些吧。

 

　　我们也比较早地发表了讨论生态问题的文章。我记得那时就有人批评我们是“赶时髦”，在他们看来这种问题只有发达国家才会有，根本不是我们的问题。但是短短十多年，生态危机的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计。类似的讨论引来了许多攻击———以扼杀讨论为目的的攻击性言论。回头来看，这些现象正说明了思想讨论的重要性，因为如果一个社会不尊重这样的讨论，报复会很快到来。

　　1999年到2000年，《读书》杂志发起有关“三农问题”的讨论，到今天，这已经是一个被广泛承认的问题。我们从1996年起就开始讨论乡村问题，这是过去的《读书》杂志没有做过的，许多人认为我们不该讨论“三农”这样的问题，觉得《读书》只发表一些文学性的文字才算是有“人文气息”，却没有检讨身处都市的知识分子自身的眼界有什么局限。在如此深刻的历史巨变中，我们对于中国最为巨大的危机和变迁闭目塞听就叫做有 “人文性”？这种幼稚的看法至今还在流传，实在难以理喻。

　　我很欢迎人们对《读书》提出的问题进行争论，对杂志进行批评，但十多年来总是说什么“不好读”之类的话，这算是对思想讨论的批评吗？“三农问题”当然不是什么风花雪月，战争与贫富分化也不会是高雅文人热衷的话题，那么他们的“人文性”就是排除了暴力和严峻社会问题的 “人文性”？我看温铁军、李昌平等人的文章不但思想性强，而且感情丰沛，比那些天天叫喊什么“人文性”的人的文章要富于人文精神得多。现在是一个修辞泛滥而缺乏真正的力量和感情的时代，他们这样的文章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不能说文体只有一种，更不能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只能停留在某一个层面。如果所有最重大最深刻的问题我们都不能去触及，这叫什么人文精神？那不是在把《读书》变成消费品吗？

　　■对《读书》风格的争论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反思性的文化到底还有多少存在的空间和余地？

　　记者：的确，“不好读、看不懂”一直是这么多年来《读书》遭受批评最多的一个问题。

　　汪晖：我并不是说《读书》杂志不应该关注风格问题，恰恰相反，我们一直在思想性与可读性之间寻求平衡。许多朋友在这方面的建议值得认真听取。其实，在《读书》杂志中，真正读不懂的文章的比例是很少的。我们也希望更好读，但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把理论性的和探讨社会问题的文章排除出去呢？因为那样只会造成新的单一性，这是很危险的。

　　但现在这种对《读书》风格的争论实际上提出的是另外一个尖锐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反思性的文化到底还有多少存在的空间和余地？消费主义文化创造了一种品位，它甚至会让学者们也用什么“好读”或“不好读”这样的不是标准的标准对思想讨论加以评断。在当代社会里，批判性的思考就是需要穿透表象、常识，揭示出为“常识”所掩盖的真相。这种富于穿透力的理论性思考也是很有美感的一件事，美感并不仅仅停留在修辞之美上。

　　记者：您怎么看待这些争论本身呢？

　　汪晖：中国社会正处在急速变迁当中，中国的知识界也处在急剧的分化、组合当中，产生争论本来是很自然的。《读书》中老、中、青、左、中、右的声音都有，你只要翻一翻我们这次出版的六本文选就知道了。我说这些不是要掩饰我的立场，也不是要遮盖《读书》的取向。那些攻击我们的人就没有自己的立场和取向吗？判断这一点并不需要看谁在叫喊什么口号，而只要看一看哪些人在认真地研究、思考和讨论，哪些人以攻击别人为能事就可以了。《读书》杂志发表的文章包含了不同的立场，但我们尤其希望发表那些虽然一时不被大众或大多数知识分子理解，但却包含着真正的洞察力的文章。

 

　　在对《读书》的争议之中，当然存在人事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的确存在思想分歧。思想分歧只能通过讨论、对